以下是一位教師的口述：
我們是1982年被河北省行唐縣教育局公開賣掉的134名民辦教師。為什么縣教育局會賣掉我們，原因是國家有政策要把我們由民辦教師轉(zhuǎn)為公辦教師。他們趁此機會可以安排別人收受賄賂，于是演繹了一場買賣民辦“教師門”事件。據(jù)知情人透露，我們被行唐縣賣掉后，行唐縣教育局又以1.2萬元至1.5萬元不等的價格被有頭面的干部子女買走，頂替了我們的指標，從沒交過一天學的人搖身一變成了公辦教師。當時縣教育局局長是趙鳳霄。我們上千次的狀告多年，市縣領導都不管，無奈發(fā)表公開信，要求：一、處理賣掉我們的元兇；二、解決我們的醫(yī)療、養(yǎng)老問題。
行唐縣當時是國家級貧困縣，學校沒有教室，我們就讓學生露天上課，冬天在背風向陽處，夏天在樹蔭下聽課，當?shù)厝罕姺Q我們是“游擊學�！�，雨雪天民辦教師們的家就是孩子們的避難地，有的村連教室也沒有，教具靠我們自制，沒有桌凳檢來石頭自己壘，自己搓制粉筆，自己編寫學習材料，每個班所有科目（包括復式班）及班主任都是一個人承擔。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備課，批改作業(yè)至深夜，甚至通宵。而我們的報酬卻只有每月24個工，每1個工價值0.5至1毛錢不等，國家財政每月補貼我們3至6元錢，可這些補貼錢大部分也用于因貧困買不起書的學生買了書和學習必須品，目的只有一個：堅決不能讓一個學生因貧困而輟學。同時我們還要承擔對家庭所負的責任，星期天還要到生產(chǎn)隊里勞動，即使這樣也根本維持不住家庭的正常生活……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嘔心瀝血、辛勤耕耘，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教育重任。伴隨著國民經(jīng)濟的復蘇，教學條件一天天好起來，孩子們有了學校、教室，我們更加兢兢業(yè)業(yè)地堅守三尺講臺，為上一級學校輸送著一批又一批的學生。我們這些正值教學黃金年齡在轉(zhuǎn)為公辦教師的時候卻被當時掌握民辦教師轉(zhuǎn)為公辦教師權利的縣教育局領導賣掉名額。僅舉幾例：
馬四喜，縣優(yōu)秀教師，在擔任民辦教師15年期間，多次為提高民辦教師業(yè)務水平為民辦教師講學。因廢寢忘食、勞動過度，有病在家養(yǎng)病。本應該第一批轉(zhuǎn)為公辦教師，以轉(zhuǎn)正時馬四喜在家養(yǎng)病為由，不讓馬四喜轉(zhuǎn)正。馬因氣憤而產(chǎn)生抑郁癡呆癥、心臟病，不但沒有工資，全家都要省吃儉用為馬四喜治病。被頂替10年后的1993年3月，因貧窮和馬四喜的拖累，在一星期內(nèi)家中三位親人相繼去世（叔叔、兄弟、兒子）。
孫斌被頂替名額時已經(jīng)是有20多年教齡的全國、省、市、縣級模范教師，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而患心臟病，1984年請假治療期間被別人頂替，因患心臟病現(xiàn)在仍住在太原某醫(yī)院中。
尚振國，高門樓二人1984年在教學期間一天晚上煤氣中毒，請假休養(yǎng)第二天，到學校上班時被告知已經(jīng)被辭退。
張東京，1966年開始任教，1982年被頂替，強行辭退。因為被別人頂替，悲憤交加身心崩潰，又無錢醫(yī)治，1987年去世時只有44歲（留下愛人和四個兒女靠借債過日子，四個兒女長大后還債，至今還未還清）。
楊來兵，1969年任教時只有16歲。白天教學，晚上輔導學生，嘔心瀝血積勞成疾，患上肺病，因無錢醫(yī)治在家休養(yǎng)時被頂替名額。
行唐縣教育局采取頂替我們名額的手段很簡單，根本不下文件，只有一句話：你已被辭退，明天就不要來上班了。一刀把我們切了下來，強行剝奪了我們的教師權，又緊鑼密鼓（從83年開始），把他們沒有絲毫教學經(jīng)驗的子女及親信頂替我們的名額。以1.2萬元第一批，1.5萬元第二批公開出售公辦教師名額，而這些人大部分不能勝任教學工作，既白拿國家的奉祿，又誤人子弟。學校還不得不另找代課教師。134個名額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教育資源浪費，耽誤了行唐縣的孩子們寶貴的學習時光，只要有錢、有靠山，拿出1萬多元就可以買名額、頂替我們的工作。違背了**河北省委冀發(fā)[1981]98號文件的精神，即**河北省教育局黨組關于整頓中小學民辦教師隊伍的請示報告中的第7頁和第9頁第5條之規(guī)定（見附件2），鄧小平在1985年第一次教師節(jié)講話時指出：“凡屬1983年12月30日前參加工作的民辦教師都是國家確認的民辦教師，為穩(wěn)定教師隊伍，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辭退民辦教師……”當時的縣教育局領導歪曲了整頓教師隊伍的五字方針“關、轉(zhuǎn)、招、辭、退”，他們頂替名額偷梁換柱，把行唐縣的教師隊伍搞得烏煙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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